蒋介石曾说：亡于日本能为亡国奴；亡于共党为奴亦不能

时间：2024-12-19 11:54:17 来源：江南体育中国官方网站

　　1931年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，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，蒋介石却采取了＂不抵抗政策＂。这一决策，在当时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强烈不满。然而，就在同年，蒋介石却调集重兵，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＂围剿＂。面对两个＂敌人＂，蒋介石为何会做出如此截然不同的选择？更令人费解的是，在当时的一次秘密谈话中，蒋介石说出了这样一句话：＂亡于日本，能为亡国奴；亡于共党，为奴亦不能。＂这句话背后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政治考量？蒋介石为何会对如此忌惮，甚至超过了入侵的日军？这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历史真相？

　　1927年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＂四一二＂政变后，其统治基础就已经奠定。这一统治基础主要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：江浙财团的经济支持、英美势力的政治认可以及地方实力派的默许。

　　从地域特点来看，蒋介石的实际统治范围大多分布在在长江下游地区。1928年北伐完成后，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全国，但实际上形成了＂南京中央-地方实力派＂的二元权力结构。在这种结构下，蒋介石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区仅限于江苏、浙江、安徽等地。这种地域分布带来了一个显著特点：核心区域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和关税收入。

　　以上海为例，1930年上海海关税收占全国海关总税收的42%。这一数字充分说明了江浙地区对蒋介石政权的重要性。正是这种高度依赖，使得蒋介石不得不与江浙财团保持密切关系。1931年，孔祥熙、宋子文等人创办的＂四行＂（中央、中国、交通、农民四大银行）成为南京政府的金融命脉。这些银行的大股东多为江浙籍商人，他们通过购买政府公债、提供贷款等方式支持蒋介石政权。

　　在这种经济基础上，蒋介石的政治理念也呈现出鲜明的特色。首先是维持核心区域稳定的＂重商主义＂倾向。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，蒋介石不惜与日军在上海进行激烈巷战，就为了保护这一经济中心。其次是对地方实力派采取＂以夷制夷＂的策略。1930年中原大战，蒋介石是利用冯玉祥、阎锡山等人的矛盾，最终确立了自己在中央的地位。

　　在政权运作方式上，蒋介石建立了一套独特的＂双轨制＂：一种原因是以为名义的正式政治体系，另一方面则是以＂侍从室＂为代表的私人政治网络。这种体制使得蒋介石能够在维持表面民主的同时，牢牢掌握实际权力。1934年，蒋介石成立＂特种党务指导委员会＂，将CC系、黄埔系等派系纳入其中，逐步加强了对党内的控制。

　　从经济政策来看，蒋介石采取了扶持工商业的做法。1933年颁布的《工厂法》，虽然在形式上对工人权益有所保护，但实际上为资本家提供了法律保障。同时，通过关税保护、特许经营等方式，培植了一批亲蒋的民族资本家。这些政策使得江浙地区的工商业得到加快速度进行发展，也强化了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联系。

　　1931年至1934年间，中央苏区的存在对南京国民政府造成了多重威胁。首先是经济层面，苏区发行的货币＂苏维埃币＂在江西、闽西等地广泛流通，这直接冲击了法币的地位。1932年的统计显示，在赣南地区，约有30%的民间交易使用苏维埃币，这样的一种情况严重削弱了南京政府的金融管控能力。

　　更为关键的是，中央苏区控制了长江中游部分航道。1933年春，红军在湘鄂赣区域开展游击战，多次截获商船，导致长江航运受阻。这一局面直接影响了南京政府的关税收入。据海关记录，1933年武汉关税收入比1932年下降了21%，而这部分收入恰好是南京政府维持军费开支的重要来源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日军在东北的扩张并未对的核心利益构成即时威胁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日军占领东北三省，但其军事行动基本局限在长城以北。对于以江浙沪为核心的政权而言，这种地理距离提供了缓冲空间。当时的《申报》刊登了一份统计，显示1932年上海对外贸易额仅下降5%，远低于人们的预期。

　　在军事部署上，蒋介石采取了＂重剿轻抗＂的策略。1933年，调集了80万大军参与第五次＂围剿＂，而同期在华北防线万。这种兵力配置充足表现了蒋介石的战略重点。特别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，参与＂围剿＂的部队装备精良，这中间还包括德国顾问训练的中央军主力。

　　具体到战役层面，1934年4月，蒋介石在赣州设立了＂剿匪总司令部＂，亲自督战。为了切断苏区经济命脉，军队采取了＂步步为营＂的推进战术，修筑碉堡达3000多座，形成了严密的封锁网。这种投入与日后在平津地区的防御工事形成鲜明对比。

　　财政支出也反映了这种倾向。1933年的军费预算显示，投入＂剿匪＂的专项经费达到2800万元，而用于东北边防的经费仅有600万元。这种差距在军需物资分配上表现得更明显。以汽车为例，参与＂围剿＂的部队配备了300多辆美制军用卡车，而华北驻军仅有50余辆。

　　从地缘政治角度看，中央苏区位于江西、福建、湖南三省交界处，距离统治中心不足千里。这种地理位置使得苏区成为对南京政权的直接威胁。1933年10月，红军一度，向浙江推进，距离杭州仅200公里。这次军事行动引发了江浙财团的恐慌，上海股市应声下跌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蒋介石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＂剿共＂上。1934年6月，他在南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强调：＂中央苏区不除，则国家根本动摇。＂这种判断并非空穴来风。当时的调查显示，苏区已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政权体系，其影响力正在向周边扩散。仅1933年一年，就有超过50个县级政权受到冲击。

　　1931年至1937年间，国际局势的变化对蒋介石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英美两国的对华政策出现了微妙变化。英国驻华大使卡德开始频繁与南京政府接触，并在1932年向国民政府提供了一笔为数500万英镑的紧急贷款。这笔资金的投放时间恰好与第四次＂围剿＂行动同步。

　　美国的态度则更复杂。1933年，罗斯福政府派遣财政专家李克莫尔来华，表面上是协助中国币制改革，实则在评估国民政府的抗战能力。李克莫尔在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，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难以支撑全面抗战，建议采取＂战略性拖延＂政策。

　　德国因素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特殊作用。1934年，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来华，对军队进行了全面评估。塞克特向蒋介石提交的秘密报告中精确指出：中国军队需要至少三年的现代化改造才能与日军抗衡。这份报告对蒋介石的军事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同年，中德之间签订了一系列军事合作协议，德国开始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和技术支持。

　　国联对日本的态度也经历了显著变化。1933年2月，李顿调查团发表报告，虽然谴责日本的军事行动，但并未采取实质性制裁措施。这种软弱态度使得蒋介石意识到不能过分依赖国际社会的支持。尤其是在1933年10月日本退出国联后，国际社会对远东问题的关注度明显下降。

　　国际金融资本的立场转向更是一个重要的条件。1934年初，美国摩根财团突然收紧了对华贷款，这直接影响了法币的稳定。与此同时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开始在华扩张业务，并向部分中国公司可以提供优惠贷款。这种金融博弈加大了蒋介石的政策难度。

　　苏联的态度则更为微妙。1932年12月，中苏恢复外交关系，但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从始至终保持克制。莫斯科方面一方面通过第三国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，另一方面又在中东路问题上对日本做出让步。1935年，苏联将中东路以低价出售给＂满洲国＂，这一决定让南京政府感到失望。

　　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，德国顾问的建议显得很重要。1935年春，德国顾问法肯豪森提出了著名的＂间接抵抗＂策略，主张中国在自身实力不足的情况下，应该避免与日本直接军事对抗，而是通过经济、外交等手段周旋。这一建议与蒋介石的＂攘外必先安内＂政策不谋而合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1936年，随着德国在莱茵兰的军事行动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，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动荡期。欧洲形势的紧张削弱了西方国家对远东问题的关注度。这种变化使得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战略选择。恰在此时，德国顾问组建议加快军队现代化进程，并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工企业。1936年底，南昌中正兵工厂投产，这标志着国民政府开始为可能的全面抗战做准备。

　　1931年至1934年间，军队与红军、日军在军事实力上呈现出显著差异。以1933年为例，中央军的总兵力约为100万人，其中能够投入对日作战的精锐部队不足30万。这支部队主要由德国教官训练，装备了部分现代化武器，包括7.92毫米捷克式机枪约2000挺，75毫米野战炮280门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当时驻扎在华北和东北的日军总兵力约为20万人，但其现代化程度远超军队。日军不仅拥有完整的装甲部队，还配备了先进的野战通信系统。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，日军在上海展示的战斗力令军方震惊。仅一个联队就能与整个第十九路军相抗衡，其火力配置和协同作战能力显示出明显优势。

　　中央苏区的红军虽然在数量上不及军队，总兵力约为10万人，但其战斗力不可以小看。红军最大的优点是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活的战术运用。1933年，红军在第四次反＂围剿＂中，利用游击战术多次突破军队的封锁线。尤其是在创新战术方面，红军发展出了＂四梁八柱＂战术体系，这种战术在山地作战中显示出独特优势。

　　从后勤补给角度看，三支军队也存在很明显差异。日军依托满铁系统，建立了完整的军需补给网络。仅1933年，日本通过大连港运入的军用物资就达到15万吨。军队则主要依赖江浙地区的军工企业和外国进口，补给线较为脆弱。红军的后勤主要是依靠苏区群众，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，但补给体系具有很强的灵活性。

　　指挥系统的差异更为关键。日军采用严格的军令部体制，指挥系统高度集中。相比之下，军队存在派系割据现象，各军之间协同作战能力不够。1934年的统计显示，参与＂围剿＂的军队中，真正听命于蒋介石的中央军仅占总兵力的40%。红军则建立了统一的军事指挥体系，三大纵队之间可以有明显效果地配合。

　　在军事训练方面，三支军队也各具特色。日军士兵经过严格的现代化训练，每名士兵都掌握基本的战术技能。中央军的训练水平参差不齐，黄埔系毕业生组建的部队较为正规，但地方部队训练不足。红军虽然缺乏正规军事院校，但通过实战培养了大批基层指挥官。

　　技术装备的差距尤为明显。1933年的一份军事情报显示，日军每个步兵联队都配备了至少12门75毫米野战炮和24挺重机枪。精锐师的火力配置仅为日军的三分之一。红军的装备更为简陋，主要是依靠缴获的武器，重武器极其匮乏。1934年初，整个中央苏区仅有山炮26门。

　　作战效能的对比更能说明问题。1932年淞沪会战中，日军第九师团在登陆作战时展现出极强的火力投送能力，每小时可发射炮弹超过1000发。同期军队的炮兵部队，受限于弹药储备，平均每门火炮每天的发射量不足50发。红军则主要是依靠运动战和近战取胜，在第五次反＂围剿＂初期，创造了著名的＂四战四胜＂战绩。

　　1931年至1937年间，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呈现出复杂态势。1933年的全国工业产值统计显示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产值占全国总量的42%，其中纺织业产值达到3.2亿元，机械制造业产值为1.8亿元。这种产业分布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战争动员能力。

　　在军事工业方面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以杭州、南昌、武汉为核心的军工产业带。1934年的生产记录显示，这一地区每月可生产步枪15000支，机枪300挺，但炮弹和飞机完全依赖进口。同期日本在满洲建立的军工体系规模更大，仅抚顺兵工厂的月产能就达到步枪30000支，重机枪500挺。

　　金融体系的差异更为显著。1933年，上海、天津、广州三大金融中心的存款总额为11.2亿元，其中约40%集中在上海。然而，这些资金主要投向商业领域，投入军工产业的比例不足15%。相比之下，日本通过满铁特别会计，每年向军工产业投入资金超过2亿日元。

　　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也反映了战争准备的差异。1935年，中国的铁路总里程为8721公里，其中国营铁路仅占45%。这种脆弱的运输系统严重制约了军事调动能力。一份军方报告说明，从南京调动一个师的兵力到北平，需要至少15天时间。而日本利用满铁网络，可在48小时内完成相同规模的兵力调动。

　　粮食供应体系同样存在很明显差距。1934年的农业统计显示，江浙地区的粮食年产量为280亿斤，但其中52%依赖江北地区调入。这种地区间的依存关系使得战时粮食供应极不稳定。日本则在满洲建立了完整的粮食储备体系，仅哈尔滨一地的粮食储备就能满足20万军队三个月的需求。

　　工业原料的供应也是一个核心问题。1935年，中国的钢铁年产量仅为40万吨，其中军工所需的特种钢完全依赖进口。煤炭虽然产量可观，但开滦、中兴等主要煤矿集中在华北地区，运输线年的一份经济评估报告说明，如果华北地区被占领，国民政府控制区的工业生产将下降35%。

　　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显示出明显差异。1934年，江浙沪地区的产业工人约有120万人，但具备现代工业技能的工人不足20万。日本在满洲的产业工人虽然总量较少，约30万人，但都经过系统培训，技术水平较高。这种差距在军工生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南昌兵工厂的工人培训期常常要6个月，而日本兵工厂的工人培训期仅需2个月就能上岗。

　　科技研发能力的差距更为惊人。1936年，全国仅有3所高等院校设有兵工专业，每年培养的专业人才不足100人。而日本仅在满洲就建立了4所军工研究所，拥有研究人员超过1000人。在军用物资研发方面，中国完全处于被动地位。一个典型例子是，1936年研制的80毫米迫击炮，从设计到试制用了整整8个月，而同期日本只用了2个月就完成了97式迫击炮的改进型号。